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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制与核准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监管部门是否对发行对象进行实质性审核，现行的核准制就是实质性审核，上市与否都是证监会的发审委说了算。而注册制是监管部门只对注册文件进行形式审查，监管部门拥有拒绝注册的权力，但拒绝注册得有理有据。实质性审核与形式审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监管部门是否对公司的价值作出判断，行政主导下的额度制、审批制、核准制，可能初衷是好的，是想选择优质的上市公司，防止劣质公司上市圈钱。但实际情况与父爱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权力发审不但没有选出优质的公司，反而成了寻租的温床，各种带有财务欺诈的公司通过形形色色的公关，纷纷高价上市圈钱，对媒体揭露出来的“坏孩子”，只用低廉的处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过低的违规成本恰又默许了它们的胡作非为，结果扭曲了各种市场化的功能，成为阻碍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责任编辑：陈志杰以下为演讲实录：陈红涛：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中国企业参与公益的变化，当然副标题更准确一些，从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企业公益合作的案例分享来看这样的变化。扶贫基金会今年刚过完30周年的生日。在过去30年当中，我们帮助了3000多万贫困人口，当然在过程当中我们还向贫困地区的农户发放了250万笔小额信贷，总共贷款余额有400亿元。

“郎酒每年产量如何？老酒储存如何？销量如何？这些信息，若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就不能很好地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汪俊林表示，郎酒上市，就是希望让社会来监督，帮助企业更加规范化和透明化运作。“郎酒不存在资金问题，我们要的是企业科学的发展，我们愿意接受社会的监督。特别是做酒、做食品，如果没有责任心，不对食品安全负责、不对消费者负责，企业是做不好的。所以，我们上市目的就是希望做一个透明的郎酒，开放的郎酒，一个对消费者负责任的郎酒，总而言之就是酿好酒”。

既然此次容百科技被市场高度关注，其方方面面自然被放置于聚光灯下。容百科技IPO上市的保荐代表人是中信证券的徐欣和高若阳。《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徐欣在2013年1月30日，获得保荐人资格，但后来因在东方电气可转债项目中，2015年被证监会出具过警示函。

2017-2019年，红宝丽的总营收分别为21.71亿元、24.67亿元、23.83亿元，所对应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8.4%、13.63%、-3.42%。也就是说，公司业务的增速放缓，并且在2019年营收出现了下滑。再来看归母净利润，2017-2019年，红宝丽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0.41亿元、0.29亿元、0.89亿元，所对应的增长幅度分别为-67.74%、-28.91%、207.02%。公司2019年业绩暴增，主要是因为2018年的业绩基数较低。

负责家电维修的马先生在建设过程中也发现，同一型号的家电有网络版和实体版，配件基本通用。但他个人感觉实体版配件要好于网络版。举例某款豆浆机内部的主板，超市购买的内部板子做了如洗衣机主板般的透明凝胶防水处理，网络版的内部板子只是涂了薄薄的防水涂层。